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狀況向來備受關注。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數據顯示,中國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0多萬,他們通常都是農民工子女,在一位家長或沒有家長陪伴的情況下成長。大多數子女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極端的性格,傷害自己。
報道說,農民工父母將孩子留在老家的原因包括,在城市撫養孩子的成本太高,并且中國有爭議的戶籍制度往往使農民工無法在他們的新居住地享有充分的福利和教育資源。
觀察平日有關農民工的新聞就會發現,年底討薪難這類問題正逐漸淡化,農民工的焦點訴求發生轉移,戶籍、異地高考、留守兒童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其中有的甚至以悲劇的狀況呈現,其訴求之迫切已超乎外界的想象。對于高齡的農民工而言,他們面臨的是養老問題,對于中年農民工而言,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可能是他們的核心訴求;至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眼下的訴求可能暫時不那么強烈,但心態卻與前兩者截然不同,他們對城市更有認同感也更依賴,其訴求是全方位的,觸及城市服務的諸多層面。無論哪個階層,他們對于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訴求,如果這些訴求得不到實現,隨著時間的累積,結果可能就是雙方爆發矛盾,近年的不少個案已經反映了這種變化。
“農民工”這個標簽就如同過去的“暫住證”,這種尷尬身份及其背后的制度歧視衍生出諸多社會問題,它們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上的城鄉二元壁壘所導致的。因為問題涉及到復雜的制度背景,短期內滿足農民工群體的新訴求繼而改善其就業滿意度可能很難,相對而言,變壞卻可能只在朝夕之間。如今問題既已浮出水面,其中不乏讓人痛心的悲劇,決策者當引起足夠的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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